2020年是注定要载入史册的年份。一场疫情让平稳岁月里看似完善的汽车供应链体系变得千疮百孔，叠加国际形势的复杂变化，汽车产业链遇到了新风险，造成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

同时，中国汽车供应链大而不强、存在短板以及“卡脖子”问题，在此次疫情下被凸显和放大。全球汽车产业供应链区域化将被重塑，这倒逼中国汽车产业必须解决供应链安全问题。

■补链：摆脱严重依赖进口

汽车供应链环节上的一个突发事件会以较快的速度传导给上下游企业，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旦倒下，会很快影响汽车供应链的其它企业，导致上下游企业生产延迟或停产。

疫情后，整个行业开始反思汽车供应链安全问题，相互依存的全球产业链受到重构的挑战。有研究表明，目前我国汽车整车生产装备70%左右依赖进口，发动机、变速箱生产装备80%左右依赖进口，汽车研发、试验、检测等仪器设备90%左右依赖进口，特种功能材料则几乎100%依赖进口。

“自主可控，不受制于他人”是摆在汽车产业链面前的一道坎儿。长期以来，我国制造业总体水平在中低端徘徊，“能用钱买来的我们都买来了，但有三类东西我们永远也买不来。”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执行副会长陈斌在大会上表示。

这三类“买不来”的技术分别是工业专用材料、工业软件和控制系统、专用生产设备和检测系统。“在工业专用材料领域，我们花费了很大精力去开发创新，但做出来的东西‘形似神不似’，可靠性、精确度、使用寿命都与国外产品差距较大。”陈斌如是说，“在工业软件方面，目前我国制造企业的研发设计、加工控制、经营管理等软件和系统大多依靠进口，机电一体化困难重重，两化融合推进至今仍存在‘貌合神离’的现象，两大行业交叉领域存在研发空白。”

实际上，国内“卡脖子”技术远远不止以上三个。中汽协曾对国内近100家汽车行业相关企业进行调查，其中二三十家企业提到了海外零部件供应可能会对整车生产带来一定的影响，这其中就包括了芯片。

“汽车上所用的电子相关芯片，整个市值大概2800亿元，但国内芯片只供货了约150亿元的产值，仅占6%，缺口非常大。”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乘用车事业群采购中心负责人杨红坤表示，“正因为此，比亚迪成立了几个合资公司，对现有的供应链做了一个更好的补缺。”

这些“空白”对汽车产业链的安全造成严重威胁，我国需要及时“补链”。大会期间，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了年度重磅行业报告——《中国汽车零部件产业发展报告（2019-2020）》。这份报告，汇集了行业最新发展动态和研究成果，对业内企业和行业人士提供参考价值。

■强链：传统零部件积极转型

零部件企业的强大一定是在自由市场激烈拼杀之后，才能建立起自身的竞争力。同时，汽车供应链在“新四化”的冲击下加速重塑，传统零部件企业正在经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最为艰难的转型升级之痛。

有数据显示，我国汽车零部件企业90%以上为中小企业，其中规模以上零部件企业13700多家。“在新技术变革以及零部件出口量的减少下，大部分传统零部件企业业务萎缩，效益快速下滑。再加上融资贵、融资难，中小型企业根本无力转型升级，面临被集体淘汰的严峻局面。”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罗军民表示。

实践证明，整车的竞争实力往往取决于供应链的竞争实力。“德系和日系的强大竟争力，除了人们常说的‘工匠精神’和‘精益求精’以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两者都具有强大的零部件供应链体系，而且整车和零部件企业之间形成了紧密合作的战略伙伴关系。这一点值得中国整车和零部件企业高度关注和学习。”罗军民强调。

在强链方面，会上专家一致认为新能源技术是突破点。不止是中国，在全球汽车市场萎缩的同时，汽车产业转型升级正在火热展开。比如，欧盟在未来2年推动200亿欧元的清洁能源汽车采购计划；在2020年12月31日前，德国纯电动汽车增值税降至16%。同时，在今年的北京车展上，也不难发现新能源汽车正集体发力，展出的车型中40%车型为新能源汽车，而在160辆新能源车中，147辆为中国车企生产。

“到2030年，全球新能源汽车所占的比例可达44%左右。”罗兰贝格全球合伙人兼大中华区副总裁郑赟作以上预测。他指出，整个零部件供应商需要在未来十年时间将一半的动力总成系统进行切换。重要的是，零部件供应商需要寻找全新的商业模式和相应的高价值领域，同时实现相应的转型，这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动作。

零部件的产品价值正逐步从传统的硬件向持续的软件服务转变，需要考虑创新的商业模式。比如，以华为为代表的高科技巨头强势进入汽车产业链，推出Harmony车机与OS操作系统的智能座舱，以感知与控制为核心的自动驾驶解决方案，以及机械部件与功率部件、端云协同与控制融合的多合一电驱动系统。

此外，以地平线为代表的本土初创企业，成功开发出车规级自动驾驶AI芯片也值得一提。其征程2芯片已应用于长安UNI-T量产车型，达到L2以上自动驾驶水平，征程3芯片也已搭载在奇瑞蚂蚁车型，达到L3级自动驾驶水平。

会上专家评价：华为、地平线这样的高科技公司是中国汽车的希望！“目前，汽车链正处在产品创新向整体架构创新这一个转型的过渡阶段。”郑赟强调，“同时，规模效应的商业模式已经难以继续发挥作用。未来的十年，我们一定会看到有至少两到三家非常强势的新玩家进入到这个领域，给现有的竞争格局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固链：以国内市场循环为主体

实际上，自给自足并不能保证巩固安全。疫情之下，供应链“稳健”更为重要。即发生突如其来的“黑天鹅”事件，必须有办法获得必不可少的供应，尽管部分生产中断，但能够迅速恢复生产。

会上，国家发改委产业发展司机械处处长吴卫表示，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是今年中央在“六稳”的基础上提出的“六保”重要措施之一，这一项措施对汽车产业尤为重要。他表示，“汽车产业链的发展要以国内统一大市场循环为主体，不能局限于某个地区市场。”

为了应对风险挑战，瞄准安全可控，全球汽车供应链也进入区域重构。“近年来，全球产业重构、“逆全球化”、加之部分海外市场相继出台补贴政策鼓励企业回迁本土。未来可能呈现北美、亚洲、欧洲等几大区域汽车供应链的局面。”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罗军民对此表示。

整零协同创新，构建安全可控的产业链体系得到大会上各专家一致认可。罗军民认为，新能源、智能网联汽车生存发展的新生态尚未完全形成，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尤其是政府部门的顶层设计、统筹协调与大力支持。同时，零部件企业应该向整车企业开放更多的技术，整车企业应该向零部件企业提供更多机会。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黄永和提出观点，自主并不一定代表所有的东西都自己研发。外资供应商也面临产业链布局的问题，所以下一步应该从政府角度，更加开放，吸引更多的跨国零部件企业来国内投资。

持相同观点的还有珠海英博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技术总监刘宏鑫，他指出，“产业链要健全，做到可控就行，并不是什么都要自己干，可以将供应链做个‘备份’，自己什么都干，会因为成本太高而把自己做死。”

作为全球零部件巨头，博世在供应链管理方面值得国内零部件企业学习。“过去二三十年，汽车供应链的背后逻辑有两点：一是全球化生产，二是以精益生产为导向的成本控制。”博世亚太区企业传播与政府事务副总裁蒋健发表了自己的看法，“疫情后，大家是否会愿意牺牲一些成本，打造更多的一些安全系数，能使供应链更稳定，我觉得这是可能发生的，但时间可能需要3-5年。”

■结语：

目前来看，虽然依然有潜在危机存在，但整个汽车产业链正努力摆脱疫情阴霾，逐渐向好发展。当前汽车产业的“整零”关系正处于深度重塑的最佳窗口期，大浪淘沙后留下的零部件企业一定是更有实力的，也一定会更受整车企业倚重。

对于国内汽车行业来说，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是，加快高附加值零部件产业链向国内转移的速度，提升零部件供应安全，让中国汽车产业链做到大而强，或是所有人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