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疫情虽然已经接近尾声，但刚重启的汽车消费市场急需政策的刺激回暖。限行限购最严格的北京，会出台怎样的鼓励政策，成为业内的焦点。然而，近日商务部的乌龙事件，再次让北京汽车限购政策的变动增添了一丝复杂色彩。

近日，商务部官网上一条包含“北京上半年再释放不少于10万个新能源购车指标”的消息，让原本下跌中的汽车股瞬间翻红，北汽蓝谷等多支股票直接涨停。在网络上，消费者对这一政策的出台，同样欢欣鼓舞。

然而，当日下午商务部网站上该公告突然消失，第二日商务部公开致歉，表示网站上有关“北京正在研究出台刺激汽车消费措施”的资讯，在内部信息流转中，因工作不慎被放在网上。并表示有关刺激北京汽车消费的想法并未经研究论证。

权威如商务部，对于北京汽车市场的政策，也能闹出这样的乌龙。不仅惹人猜想，谁才是左右北京汽车消费市场的背后之手？

迟迟未见的“松绑”

汽车消费不仅影响经济运行指标，同样也关系着庞大的汽车产业链的稳步发展。然而从2018年年中开始，中国新车市场进入下滑通道，直接拖累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数据。销量下滑传导到汽车产业链的各个终端，对地方经济也带来明显压力。

促进汽车消费、释放汽车购买需求，成为近年来相关政府部门的重要工作。然而，在政策三番五次的放松解绑下，北京的汽车限购政策依然丝毫未动。

去年端午节前夕，国家发改委、生态环境部等三部门联合发布《推动重点消费品更新升级 畅通资源循环利用实施方案（2019-2020年）》提出，“各地不得对新能源汽车实行限行、限购，已实行的应当取消。”

这份明确要求各地取消汽车限行限购的方案出台后，得到不少地方的支持和热议。然而，一位接近北京市相关主管部门的负责人接受媒体采访却表示：“北京市交通口相关部门正在研究此事，至于是否会放开对新能源汽车的限购，还需等待北京市政府的通知。”

虽然该人士表示北京相关部门正在研究，但研究期限却遥遥无期，对于发改委三部门发的方案，北京相关方面至今没有任何公开回应，也未见任何放松限行限购的迹象。

时隔两个月后，国务院又一次印发《关于加快发展流通促进商业消费的意见》。强调要释放汽车消费潜力。并且表示实施汽车限购的地区要结合实际情况，探索推行逐步放宽或取消限购的具体措施。

去年8月，北京第四次普通小客车摇号中签率为2622：1，新能源指标已经有超过44万人排队申领。按照目前的限购政策，新申请者需等待9年才能拿到新能源指标。参与普通小客车摇号者已经超过300万人，足见北京汽车市场被压制的消费需求数量之庞大。

面对国务院的连环call，广东地区表示将逐步放宽广州、深圳的汽车摇号和竞拍指标，扩大准购规模，但北京仍然未出台任何放松放宽政策。

张弛有度的“交通口”

从北京相关人士接受采访的回答可知，“交通口相关部门”是负责北京汽车限购政策的主要部门。

自疫情在春节前爆发以来，全国各地实行封城封路封小区等措施，北京市交通委也实时的取消了工作日尾号限行管理。然而，新车上牌的办理业务目前仍未恢复。

有消费者反映，春节后买了新车，但检测场一直未开业，新车上不了牌。对此，北京交警回复称“北京市各机动车检测场恢复对外办公时间，将根据北京市疫情防控工作有关部署要求，确定后及时向社会公告”。2月3日，北京市交管局宣布对全市车管业务进行调整，“驾驶证换证、机动车检验等期限将延长，公安交管部门将不予处罚”。

据了解，目前北京机动车检测场暂定3月30日才复工，如上级部门有新要求，将及时调整并另行通知。北京部分具备发牌资格的4S店，预约已经排到了4月底，有些店甚至排到了5月中旬。

相比北京2月3日正式复工的规定，北京市交通委对疫情下的交通出行政策的及时调整，交管局对新车的上牌业务显然有些“慢半拍”了。新车迟迟不能上牌，真的是因为疫情影响？

去年1月份北京市十五届人大二次会议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市交通委相关负责人表示“2019年北京市机动车保有量控制在620万辆左右”。去年5月份，北京市交通委统计显示，北京市机动车保有量已经达到621万辆。显然，北京市机动车保有量已经达到政策允许的饱和状态，但去年的机动车摇号指标直到8月份才派发完。意味着，去年北京市机动车保有量已经超出620万辆的红线。

增加汽车指标能成真？

商务部网站“不小心”流出的资讯显示“北京上半年新增10万个新能源指标”，对此消息，一位业内人士表示“不可能”，他的理由是“北京现在是治理交通拥堵为主，不可能再增加新的购车指标。”

目前，北京限购政策下每年将发放12万个购车指标，包含6万个普通燃油车指标和6万个新能源汽车指标。该业内人士表示“提高新能源汽车指标的比例还是有可能的，眼下新能源汽车仍需要政策的支持。”

从北京机动车保有量来看，放松“限购”政策、增加购车指标对缓解交通压力确实难上加难，这或许也是商务部“北京将增加10万个新能源汽车指标”被撤回的原因。其实，除购车指标外，阻碍北京放开限购政策的或许还有城市功能定位。

早在2015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的《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规划》）中，将北京定位为“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在此《规划》下，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行动中，汽车制造业也成为转移对象。北汽集团沧州工厂项目，正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典型。

北京作为首都，相比其它超大城市更具特殊性。而交通出行中的汽车，作为北京“大城市病”以及影响生态环境的重要因素，首当其冲成为被严控的对象。在一切以“大局为重”的背景下，消费者的购车需求显然将让位于北京“四个中心”的首都功能建设。

增加新能源汽车指标，或许是北京应对国务院等部门号召的大概率方式，毕竟新能源汽车作为国家大力扶持的重点新兴产业，其符合生态环境保护的政策。北京汽车限购政策“稳如泰山”，有其特殊性，与其它城市也没有可比较性。迫于疫情对汽车产业的影响，北京刺激汽车消费以新能源汽车为突破口的可能性仍很大，但增加购车指标的机会很渺茫。